【编者按】
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,2017年要在减税、降费、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。此后,从会议精神出发,各界为企业减负的呼声不少。
前不久,民营企业家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于美国。对此,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我国企业税费负担问题的讨论。有学者提出“死亡税率”概念,也有财税专家表示,既不能过分夸大税负,也不能漠视争议背后的企业成本忧虑。
第33期“议事厅”关注企业税费负担话题:企业的税费负担状况究竟如何?为何部分企业的税费痛感强烈?如何为企业减负、为“中国制造”加油?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一些企业家、税务部门人士和专家,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为企业减税降费的路径。
专家观点
可以根据企业的税费占利润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负担程度。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企业营业收入,分母太大了。如果分母换成销售利润,税负率会显得很高,但是可以更直观地反映企业的“税费痛感”。
在部分行业,税费等负担确实已经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。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细胞,企业发展不好将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稳中求进的大局。
——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教授李炜光
美国正通过税收、货币、汇率等利好政策吸引中国的制造业转移。中国需要通过政策性减负打一场制造业的保卫战。
根据测算,一个国家的服务业占比达60%时,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到6%以下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造业的推动,这个国家的经济速度肯定会下滑。制造业较快、较早“空心化”可能会严重影响“中国制造2025战略”的实施。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国外的挑战,防止中国制造业被掏空。
——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
不应脱离公共服务水平去看税负水平。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税收思想都是轻徭薄赋,低税的确能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,但税负过低也可能导致政府难以保证基本的公共服务。
目前,政府有关方面在财政公开上推动的改革,其实就是要把收支透明化。从长远来看,只有理清收支,才能更加明确收了多少、用了多少,才能量体裁衣、以支定收,使税负更加合理,从根本上缓解企业的税费痛感。
——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税收系主任朱为群
上述专家由本报记者杨绍功采访
■哪些因素让企业有“负重感”
前不久,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建厂引发了舆论关注,甚至还出现了所谓“死亡税率”的说法。
“死亡税率”的说法未必能站得住脚,但是,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真的不存在问题吗?显然也并非如此,不然的话,各级政府也不会对降成本减税负那么重视。以广东为例,近年该省财政税务部门打出“组合拳”,全力推动降成本行动计划各项政策措施落地。来自广东省财政厅的数据显示,2016年1至11月,广东各地各部门落实降成本行动计划直接为企业减负约1857亿元,预计全年可顺利实现为企业直接减负1940亿元的目标。
当前,企业税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?广东财经大学校长于海峰这样对记者说,从各种数据的对比看,中国企业税负并不会比外国高,但放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中进行观察,有些企业确实比较艰难,因此,进一步减轻包括税费在内的各种负担,让企业“轻装上阵”,有利于中国经济跨越低潮期,快速实现新旧动能顺利转换的目标。
“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企业的税负要比其他国家高。”珠三角某著名家电企业集团有关负责人说,将各种税费统筹纳入考虑,企业在国内的综合税负远低于该企业在海外国家所承担的税负。据介绍,该企业在越南、白俄罗斯、埃及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印度等国家均建有海外生产基地。
那么,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企业觉得负担重呢?
地方营商环境是因素之一。“有一些地方,我们不是很愿意去投资。原本说得很好,去了之后,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大串,各种各样的收费也来了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对记者说,在一些地方,尽管规范清理收费三令五申,但压而不减,清理的多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收费项目,“大头”并没有减掉多少。
一些税务部门资深人士告诉记者,不少企业反映,国家法定征收的税收是可以承受的,但让企业心烦的是那些在各种法定税收之外的“乱收费”,而且在不同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
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严酷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利润趋薄。记者在珠三角调研时,一些外贸企业告诉记者,我国不少出口产品,价格还不到进口同类产品的一半。
“规模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边际效应正在迅速式微。”受访的多位业内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,国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,人口红利减退,中国企业已经无法再通过简单复制和扩大市场,就能获得足以让企业活得很滋润的利润。
“我们必须看到,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交织,企业的利润率正在降低。这是企业‘负重感’相对升高的重要原因。解决‘税负感’过重的问题,必须解决产品附加值技不如人的问题。”于海峰说。
不少专家认为,对“死亡税率”,我们不能仅停留在“批判”层面,而要看到,即使这只是一种误读或抱怨,却最终能够成为全国话题,确实也反映了当前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艰难的一面。
在一些西方国家正在推进“制造业回归”的背景下,在人民币汇率正在引发全球关注的背景下,在我国外贸增速进入“放缓期”的背景下,我们必须穿透“死亡税率”话题,客观理性地观察企业生存境遇,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经济现状,与时俱进,动态调整企业负担,营造良好营商环境,让企业能够真正地“轻装上阵”。
■听企业家算算税费负担细账
近期,企业的税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日前,记者访问了两位东北企业家,听他们算算税费负担的细账。
赛姆集团董事长徐永平曾经在加拿大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了12年,2002年回到东北发展,不仅注册成立了自己的企业,而且被聘为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。谈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,徐永平说:“从我在国外和国内的切身感受来看,咱们的企业税负不算低。”
他说,“五险一金”的支出负担过重且税负过高,这已经成为企业最大的压力。以一个职工为例,如果职工到手的月收入为5500-6000元的话,公司每个月实际上要为这名职工支出1万元,“五险一金”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40%左右。如果员工想要实际到手1万元工资的话,那么企业就要付出1.5万多元的成本。美国职工工资比中国高很多,人均大约是中国的5倍左右,但他们的“五险一金”在工资中的比重却没有我们高。
国内土地价格支出尽管低于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寸土寸金的国家,但比美国、加拿大要高出很多。如果是一些中小项目,在国内支出人民币1000万元的话,在加拿大只需要人民币300万元；如果是大型制造业项目,政府还会给一定补贴。“由于土地价格便宜,我的一个同学在加拿大买了12个地块(每个地块3平方公里左右,而且是永久性的),搞了个种子公司,从事牧草种子和草坪种子的生产。”他说。
徐永平说,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我国现行的有效税种为18个,但只有3部实体税收法律,即企业所得税法、个人所得税法、车船税法。其他15个税种“游离”在全国人大的立法之外,包括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等主要税种,都是根据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征收。
“再比如,在加拿大,除个别的高速公路外,基本上不收费；而国内的高速公路,收费期很长,路桥费过高,加重了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。”他说。
“还有一点对比也很明显,”他说,“在加拿大,企业如果没有实现赢利,暂时不用纳税,而且会有人跟踪服务,安排企业家志愿者(相当于创业导师)免费提供指导。而咱们只要营业就要交税,不利于企业健康成长。”
徐永平认为,高税负会使企业竞争力下降,影响企业长远发展,调节得好会发挥企业的作用。
“中央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高度重视,国家三令五申减轻企业负担,但目前我们的感受还不是很明显。”东北一家高技术公司的总经理告诉记者。
这位总经理说,对公司来说,“五险一金”的费率不仅没有下调,反而上调了1%:因为单位承担的生育保险由0.4%上调到1.2%,工伤保险由0.6%上调到1.3%,失业保险由1%下调到0.5%。“五险一金”中,公司最多承担40%,职工承担20.5%,合计占工资总额的60.5%,单位负担很重。
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公司的交税明细:公司除了要缴纳17%的增值税,还要交城建税(增值税税金×7%)、地方教育费(增值税税金×2%)、教育费附加(增值税税金×3%)、采购印花税(原材料金额×80%×3‰)、销售印花税(营业收入×80%×3‰)、房产税(房产原值×70%×1.2%)、土地税(一块地是6元/平方米,一块地是4.5元/平方米)、工会经费(应付工资×2%)、所得税(利润总额×15%)、河道费(营业收入×1%)、残疾人保障金((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×1.5%-用人单位残疾人数)×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)。除此之外,企业支付的税费还有货物运输(运费金额×5‰)、加工承揽(加工费金额×90%×5‰)等等。
这位总经理还说,要让实体经济走向良性循环,企业负担不能过重,过重就会导致产品成本过高、低价竞争,甚至有些企业可能还往生产劣质产品上走。“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同于房地产等来钱快的行业,需要长期的培育和积累,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,国家应当在税收上予以扶持。应当参照国际惯例,定一个适当的、企业能够承受的税率,不能把所有费用让企业承担。”
